“天安门事件”是如何平反的？

曾涛：“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块去。”

穆青：“行，我跟你一块去。”

★ 本刊记者/李杨 杨中旭

1978年11月15日中午。北京京西宾馆。

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于光远回到房间，刚准备睡午觉，突然接到胡绩伟的电话。胡在电话中说，“有事要商量”，让他立刻上楼到杨西光的房间去。

于光远上楼后，看到胡绩伟、杨西光、曾涛都在。胡是《人民日报》总编辑，曾是新华社社长，杨是《光明日报》总编辑，都是中央工作会议上新闻界的重量级人物。

他们告诉于光远，当天的《北京日报》发表了北京市委扩大会议闭幕的消息。他们想把其中有关“天安门事件”那一段摘出来，单独发一条消息。兹事体大，希望听听于光远的意见。

1976年清明节前后，人们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个群众运动判定为“反革命事件”。

1976年4月7日，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说，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处于与外界隔绝状态的邓小平被指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于光远把桌上放的那张《北京日报》看了一下，特别仔细地看了其中他们画了道道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那几行。

于光远当时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各种信息了然于胸。他注意到，北京市委的那几句话虽然没有写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如何如何，实质上是为事件平了反。这等于把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坚持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说法翻了过来。

经过反复斟酌，于光远投了一张赞成票。

常委扩大会上的一张小纸条

1978年10月到11月，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在宣武饭店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加快清查步伐，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当时，市委书记林乎加刚刚上任，会议由第三书记贾庭三主持。

会议期间，有人提出，应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北京市委在会议作总结报告时，对这一问题表了态，不过，方式有些特别。

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参加了这个会。《炎黄春秋》主编徐庆全专门就此采访过周鸿书。据周鸿书回忆，在为会议作总结的会上，贾庭三讲话，每个代表都发了一份铅印的报告稿。讲到后来，贾庭三离开讲稿，从旁边拿出一张小纸条，念了一段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话。

贾庭三念的小纸条的内容，就是后来《北京日报》发表的会议报道中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说法。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悼念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徐庆全专门对天安门事件做过研究，他分析，这段话虽然没有出现“天安门事件”5个字，但3个“完全”的连续运用，实质上是否定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是反革命事件。之所以不提“天安门事件”5个字，是因为有顾虑。

于光远在《大转折》一书中分析了北京市委的这种顾虑：北京市委“那时还不敢在中央未作出决定前明白地反对1977年华国锋讲话中的提法，而是顺着华讲话中说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那句话的方向，把广大群众的行动确定为完全是革命的行动。”于光远“估量北京市委这么做是经过华同意的”。

林乎加的回忆证实了于光远的“估量”。林乎加接受徐庆全采访时说，“大约11月12日，我和贾庭三同志给华国锋及几位副主席写了报告，说，“天安门事件”在吴德同志主持工作时，就已经准备平反，现在会上又提到这个要求，我们是支持的，并附上我们的报告稿和报道稿。中央批准了。”

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道，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段话，也在这个4000字左右的报道里面。

就在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闭幕的前一天，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林乎加、贾庭三参加了会议。

敏感的新华社记者

按照惯例，新华社北京分社列席北京市委常委会。参加会议的周鸿书听了贾庭三念的小纸条的内容后，敏感地意识到其中蕴藏的重要新闻价值。

于是，一散会，周鸿书就跑到新华社总社去找国内部副主任冯健。冯健不在，又去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

“我把这个情况给老杜谈了，说能不能单独发表一段。老杜看了稿子后，非常支持我的提议。他表示，争取一下试试。”周鸿书说。

回到分社，周鸿书在起草会议的新华社通稿时，又多了一层考虑。他想，虽然杜导正支持单发，但还要经过北京市委同意才行。一旦北京市委不同意单发，那这段话就发不出来了。

于是，周鸿书决定，还是写一个北京市委扩大会议的消息，把贾庭三的这段话埋在稿子里，而没有单独写一条。但他想在稿子送审时，争取北京市委同意单发。

11月14日晚，周鸿书把稿子送给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毛联珏审查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送上此稿，请您审定。此稿总社有关领导看过。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建议拿出来单发，要否？请您审定。

夜里11点左右，毛联珏打来电话，说，“老周，你的稿子我看过了。如果就照这样来发，我这里通过了。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单发，我定不了，这得请示林乎加同志。”但他沉了一下又说：“恐怕林乎加同志也定不了。”

于是，周给总社打电话，通知照大稿子发，又给杜导正打电话，说了毛联珏的态度。杜沉吟了一会儿说：那就算了吧。

第二天，周鸿书密切关注着这条消息的媒体落地情况。听新闻联播，没有他写的消息。翻阅报纸，也没有。只有《北京日报》透露了这个消息。

周鸿书感到奇怪，总社为什么没发消息？

通稿怎么发

周鸿书的奇怪很正常。因为按照惯例，北京市委开会的消息，新华社应该在当晚发出电讯搞，以便第二天媒体采用。但这一次新华社没有这么做，原来，对于如何报道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新华社总社领导还没拿定主意。

杜导正曾向徐庆全讲过当年那则新华社电讯稿的发出情况。徐庆全忆述，杜导正看了周鸿书的稿子后，觉得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内容非常重要，但淹没在长长的报道里，不突出。于是，杜导正就和国内部的几个副主任商量，能否就这一段单发一个电讯稿。事涉重大，国内部将稿子送给当时的新华社副社长兼总编辑穆青审定。穆青表示支持，但说，还要和一把手曾涛商量后再做决定。当晚，穆青与在京西宾馆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曾涛通了电话。

15日，周鸿书接到总社电话，要他立刻回总社开会，研究发表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电话还说，曾涛从京西宾馆打来电话，说这个消息要突出“天安门事件”。

周鸿书立刻赶到总社，杜导正以及国内部的几个副主任都在。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商量出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按照原来周鸿书的稿子发，但在导语里突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另一个方案是把贾庭三的那段话单发，但大家担心通不过审查。

周鸿书出了一个“馊主意”。他说，“今天的《北京日报》已经登了会议的报道，里面有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一段。我们是否可以从报纸里把这一段抽出来单发。既单发，还不用送审。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最后，杜导正拍板：做两个方案，一个摘出来单发，一个放在导语里，最后送给穆青审定。

由于周鸿书比较熟悉情况，后来，单发的稿子就由周鸿书执笔。

根据穆青的回忆，标题是再三斟酌的。国内部曾经定了一个长标题，确切但不醒目。后来，经过大家反复讨论，标题改为《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此后，穆青和曾涛又通了十几次电话，一直折腾到晚上，才把题目最后定下来。

这天午饭过后，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曾涛，就新华社电讯稿的事，征求了杨西光、胡绩伟、于光远的意见。

要不要请示中央

在此期间，曾涛还征求过林乎加的意见。徐庆全和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傅颐，专门就“天安门事件”问题采访过林乎加。据林回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涛征求他的意见时说，想把“天安门事件”单独发电讯稿，问行不行？林回答说，“我们的讲话是经中央批准的，你们怎么发，是不是要请示，是你们的事情，我没有权力干涉。”

与此同时，曾涛和穆青之间，就是否请示中央这个问题，电话往来不断。他俩商量的结果是，不能请示，一请示就等于给否了。

据穆青回忆，曾涛当时给他透了个底。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放了炮，提出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很多老同志都支持，呼声很高。这样，曾涛和穆青才下了决心。

穆青还透露一个有趣的细节。晚上7点临发稿前，曾涛又打电话给他，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穆青答：“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曾涛像是开玩笑地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块去。”穆青说：“行，我跟你一块去。”

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在头版头条刊出了新华社通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后来，林乎加给曾涛打了电话，问标题是怎么加上去的。当时曾涛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道：“这条新闻中报道北京市委会议的话与事实有无出入？”林说“没有”，曾涛就说：“加标题发稿是我们新华社的惯例，这事由我们负责，你不必管了。”

新华社电讯稿发出以后，大家一直关心着华国锋的反应。18日，华国锋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天安门诗抄》题词。于光远撰文记述了这天晚上，他和曾涛通的一个电话。曾涛给于光远打来电话，说：“现在好了，华国锋转变了，今天他为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在电话里，于光远向曾涛道喜，说：“这下你安全着陆了！”两人在电话里笑了一阵子。

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了9条决定。第一条就是“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他说：“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至此，“天安门事件”获得彻底的平反。 ★

(本文及上文部分参考《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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