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小林宽澄：从未忘记自己曾是八路军(图)

“喂，亲友诸君，我是日本军的反战同盟的小林。”70多年过去了，96岁的小林宽澄仍可以清晰地说出这句对日军喊话的“台词”。

1940年，本是一名僧侣的小林宽澄被征入日本军队卷入战争，到山东作战。被俘后他发现所谓的“正义”之战其实是一场侵略，从此加入八路军走上了反对战争，呼唤和平的道路。战后回到日本，即便身处长达50年的监视之中，他依然从未忘记自己曾是一名八路军。

昨天下午4点半，小林宽澄与其他日籍老兵及其亲属一起，乘飞机从东京抵达北京，开始他们的9·3之行。而他，也是日本老战士团中唯一一位曾参加八路军的老兵。

小林宽澄的个人绘画作品以及来华参加活动时的照片 摄影/特约记者 孙嘉睿 向悦

接到中国大使馆的邀请函 成为参加9·3活动唯一日籍八路

谈起战争岁月时，这位96岁的老人还能不停地讲三个小时，他记得每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记得中国铁路网上每一个地点，在中国的日子成了他脑海中最为深刻的一段印记。

70多年前，在中国战场上，被俘后加入八路军的日本兵们曾成立过“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等组织。然而今天，仍然在世的日籍八路只剩下了小林宽澄和前田光繁两位老先生。由于前田光繁已经过度衰老无法起身，小林宽澄就成为了这次来京的唯一一位日籍八路。

出发前的一天下午，北京青年报特约记者在小林宽澄位于东京练马区的家中见到了这位老人。今年96岁的他如今一个人生活，房间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收拾过，“没有了妻子，我一个人不行，乱七八糟的，前几天还遭遇了小偷，偷了我50万日元。”

说起即将开始的北京之行，生活的不易从他的脸上迅速消散开，“上个月通知的，明天就要去北京了，11点集合出发。我感到很光荣。”

其实，最先接到活动邀请的是当年同样在中国战斗过的小林清的儿子——小林阳吉，他现在担任小林宽澄和前田光繁等人成立的“椰子实会”事务局长一职。

早在今年5月，他就知道了中国要举办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的消息。“很多人年纪都大了，中国大使馆托我逐个确认健康情况，询问是否能到北京参加纪念活动。”他还去神户看望了躺在养老院中的前田光繁，“他脑子还清醒，听说了9·3活动的消息，他说太好了，感谢中国人民，说明还没有忘了我们这些给抗日战争贡献力量的老战友。”

7月的一天，中国大使馆的邀请函到了，上面写着邀请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巨大贡献的人们在9月1日到4日期间访问中国，出席纪念活动。邀请函上特别提到，应高龄者的要求，可携一名亲属一同参加。

最后，能够确定来到北京的有32人，14人曾在东北参加解放军，3人是老八路二代，14人作为家属陪同，老八路只有小林宽澄一位，他们组成了日本的老战士代表团。

8月27日，出发的前5天，小林阳吉接到通知：9月2日上午小林宽澄到人民大会堂，单独参加活动。来之前，小林宽澄还特地把之前获得过的勋章都放进了行李箱，这其中就包括10年前获得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小林依然清晰地记得，10年前，他曾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接见。他更忘不掉的，是7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自此之后，“中国”二字在他的心里占据了特别的位置。

小林宽澄来华参加活动时的留影 翻拍/特约记者 孙嘉睿 向悦

本是僧侣却卷入战争

被俘后曾经自杀未果

1940年，通过僧侣律师考试的小林宽澄本可以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住持（日本僧人可以娶妻生子）。在日本，佛教人员可以免税，所以和尚、住持是一份很高级的职业。然而一纸征兵令让他卷入了战争，来到青岛附近的桐林分遣队守炮楼。

分遣队的队长经常强拉良家妇女到炮楼里强奸，僧人出身的小林对此很是看不惯。

1941年6月19日，小林宽澄所在的小分队到山区扫荡，结果遭遇到八路军的伏击，日军撤退，留下了小林和另一个日本兵，眼看着八路军从四面八方冲了上来。

“进入了八路军，成为了俘虏，作为帝国的军人来说是耻辱。”小林宽澄说，他试图拿机关枪自杀，打头打心脏，但是怎么打，都打不中。

“啪，啪，啪……”他又狠心朝自己的头部开了三枪，终于倒下了。

没想到，子弹只是划破了他的脑门，他只是晕了过去。他再次苏醒时，发现自己躺在八路军的担架上，前后都是穿灰衣服的八路军士兵。他试图装死，趁机逃回日本军队，但没有成功。会日语的几个八路军战士用日语大声对他说：“我们不杀俘虏！八路军优待俘虏！”

当时的小林听到这话，觉得很是可笑，他甚至大喊“八嘎呀路，八嘎呀路！”

然而，八路军并没有放弃对他的照顾。八路军为他包扎了伤口，当天午饭分给他“盖饭”吃。“能从敌人那里获得这种食物，虽然不想吃，还是很震惊！” 小林宽澄发现，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不一样，“他们不会让俘虏受苦”。

返回日本前的小林宽澄 资料供图/小林阳吉

认识到日军侵略本质

加入八路对日军喊话

“我是前几天被俘的日本兵小林宽澄。”

当年的农历七夕，小林宽澄在一次万人的集会上通过电话制成的话筒向八路军作了自我介绍，他至今仍记得，喇叭里放出的声音特别响。

在被俘后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他逐渐理解了八路军，虽然日军进行过报复，但是八路军没有对他这个“鬼子”表现出过恶意，还给他米饭吃，“当时我觉得，真是个好军队啊。”

所以在七夕那次的大会，还缠着绷带的他也想参加，希望和大家打个招呼。

小林宽澄被送到八路军山东纵队胶东支队政治部，在那里，敌工科的科长张昆提出教小林中文，希望他配合自己的工作。张昆曾在东京大学留学，日语很好。“他很亲切，但作为刚被俘虏来的日本军，我并没有想着去帮助敌人工作。我没有说可以，但很高兴。”

在八路军中，会日语的干部常给小林讲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小林知道，日本的文化全是从中国传来的，特别是佛教，父亲给他讲了好多中国佛教的事情。“日本是中国的学生，学生为什么要打老师呢？佛教以慈善为本，为什么自己被征兵来到中国杀害中国平民呢？”

张昆也经常给他们上课，还让他们看好多进步日文书刊，并告诉他们太行山下已经有日本人成立反战组织“觉醒联盟”。

194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十周年这一天，由小林宽澄、小林清等人成立了“反战同盟胶东支部”，他们正式成为八路军的一员。小林也开始主动学习汉语，每天口袋里装着学习资料随时问，他现在说“胶东”时还明显可以听出山东口音。

在敌工科，小林与其他反战同盟成员书写、散发反战宣传单，在日军必经的村庄墙上写标语。他们还写慰问信、做慰问袋设法送到日军据点，在通往日军据点的电话线上接上耳机，给日军士兵打电话，劝他们放下武器，投降八路军。

他说，在日军中，自己是个名人。他曾到离日军100米左右的地方喊话：“喂，亲友诸君，我是日本军的反战同盟的小林。”时至今日，他仍可以清晰地说出这段喊话的内容。

1978年访问延安，左起第一人是小林宽澄 资料供图/小林阳吉

曾加入中国共产党

两次提交申请书

让小林难以忘却的，还有在华的“入党”经历。

1946年的一天，当时的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后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找到了他，问他愿不愿意入党。“我当时觉得，作为一个被俘的日本兵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点厚脸皮。”小林说，舒同告诉他，中国的领导人也有曾经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叫他不要有顾虑。

于是，小林宽澄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外国人申请入党让山东的党组织犯了难，这事儿还需由中央的党组织批准，小林又写了一封申请书，交给中央，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小林宽澄又前往东北参加了解放战争。1948年后在济南外事办公室负责日侨工作。

1953年，他从山东济南外办调到内蒙古丰镇人民医院任副院长。其实他对医院工作不熟悉，这是组织上准备让他回国而安排的。那一年，他与一名日本护士结了婚，这也是组织上的安排，两人举办了中式婚礼，“中国婚礼特别热闹，还要一起唱歌。”他们很快有了大儿子宪明，因为儿子出生于1954年，那年中国宪法公布。

1956年，小林宽澄回到日本后不久，就进入了日本新和海运株式会社（原满铁汽船株式会社）工作，主要在远洋商船上当翻译，并担任和中国的贸易工作以及翻译。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加入了日本共产党。

在日本成立反战组织

始终与中国保持联系

在中国战场上被俘后加入八路的日本兵大约有1000多人，有很多人随着1945年的人潮回到了日本，从此将过去的那段历史深深隐藏。而小林宽澄等著名日籍八路，不但继续加入了日本共产党，还成立了后“反战同盟”——椰子实会，他现在还担任着会长。

“椰子实会”事务局长小林阳吉告诉北青报记者，6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理念感到有些困惑，然而小林宽澄等人坚持相信中国，于是他们被开除了日本共产党的党籍。

1972年，被日本共产党开除的30多名老八路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椰子实会”。在日语中，椰子的发音与八四类似，象征着八路军·新四军。“‘椰子实会’的目标是阻止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日军在中国偷盗、杀人、强奸，那是侵略，不是正义的战争。”小林宽澄说道。直到十几年前，“椰子实会”的成员还在日本各地演讲，讲述他们过去的实际经历。

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学习中国的形势，保持着与中国的联系。“我很怀念在中国的生活，想念在那里的朋友。”直到现在，小林宽澄还可以熟练地写出中国的主要铁路网。

小林后来多次回到中国，2005年他来北京参加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接见；2008年他先后两次到济南、内蒙古，寻找当年曾经掩护过他的老乡，探访他曾经工作过的医院；201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他再次回到济南，与一同奋战过的老八路叙旧，为牺牲的日籍八路宫川英男扫墓……

这些年，小林宽澄的老伙伴相继离世，现在的主要成员是十几名老八路的后代。

小林阳吉说，以后“椰子实会”可能没有老战士了，就成为二代会，后代会。“我们不是社会主流，十几个人没有什么影响，但代表了过去曾经有这种特殊经历的人。”小林阳吉现在经常写一些资料，“把他们的经历保留下来，就是完成了最大的任务。”

文/本报记者 赵婧姝

特约记者 孙嘉睿 向悦

（本文写作特别感谢小林阳吉先生、张剑先生）

图片制作/潘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