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胸验肺第一人”：相信法律但不相信执法

从4年前在绝望中开胸验肺，到今年6月底在无锡移植双肺。“开胸验肺第一人”张海超终于在8月1日出院，重新开始一段依旧前途未卜的新生活。

这4年，张海超一直在维权——帮助与他一样患上尘肺病的农民工兄弟维权。

但重获人生的张海超依旧迷茫。8月9日，在与齐鲁晚报记者的对话中，张海超说，他相信法律，但不相信执法；他不赞成尘肺病患者用极端手段维权，但又找不到更有效的路子救他们、救自己。

“我把工友开胸验肺的路堵死了”

张海超：基本上得4至6个月，或者8个月，不可能恢复到常人水平，但有工作能力，以后还是不能再从事重体力劳动。

齐鲁晚报：那是不是也要重新考虑一下未来了？

张海超：肺移植以后很难预料。现在我不愿意想那些事，想太多了对自己有很大压力。包括以后的医药费，我剩下那些钱，也就够维持两三年的了。先活下来再说。

齐鲁晚报：女儿也应该上小学了吧？

张海超：是啊，我现在还没有见到她。我常常想起她在我查出尘肺病时的样子，她问我：“爸爸，你要是不到40岁就走了，那时候我多大？”

齐鲁晚报：手术后还要花很多钱买药？

张海超：手术花了37.5万，肺移植后前3个月，每月医药费就得25000元左右。有病友调侃说吃两粒药得五百多，像在大饭店吃了一桌菜似的。我觉得跟吃了两个小金豆一样，都不敢多吃饭，生怕吃多了把小金豆吐出来。

齐鲁晚报：不久前，公众才知道2009年你其实获得了120万元赔偿，而不是之前说的61.5万。

张海超：那120万其实是封口费。当时诊断出尘肺病的有几十个人，企业说不可能每人都给120万，他们让我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对外我只能说赔偿了61.5万，这样可以降低企业以后对其他工友的赔偿额度，当时我迫不得已答应了。现在顶着压力公布真实赔偿，就是想借此为更多尘肺病患者争取这一线活下去的希望。

齐鲁晚报：当时别人也这样？

张海超：据我了解，当时其他工友对外说的赔偿款也少，这都是为了配合单位对后来者减低赔偿标准而不得已撒的谎。

齐鲁晚报：这120万在4年后救了你的命。

张海超：当年我闹得最凶，所以我得到的赔偿最高，有的工友才拿到十多万。

齐鲁晚报：在尘肺病人维权中，是不是谁闹得越凶，就能拿到越多赔偿？

张海超：因为我是“开胸验肺第一人”，不幸中的万幸，但是我把工友开胸验肺的路给堵死了。

鉴定难度不是降低了，是更难了

齐鲁晚报：所以有人想效仿你，用极端的方式引起社会注意？

张海超：是，经常有患者在联系我时，提到自己也想开胸验肺，因为依靠鉴定来维权的路太难走了。如果在维权的道路上屡屡受挫，就会有人走向极端。

齐鲁晚报：不是有人说，张海超开胸验肺之后，尘肺病鉴定的难度降低了吗？

张海超：很多人都这么说过，是张海超让难度降低了，其实不然，是鉴定更难了。比如说我原来去综合性医院鉴定，除了职业病防治所说不是，其他医院都说是尘肺病。现在呢，综合性医院为了给自己减少麻烦，他们也不说你是尘肺病，只告诉你不是肺结核、不是肺癌，你还得去职防所鉴定是不是尘肺病。

齐鲁晚报：也就是说医院再多，但“说了管用”的还是只有职防所。

张海超：对，有的工人去医院时会录音，证明我是尘肺病，但现在综合医院的医生都很精明，他们不想给自己带来麻烦，干脆什么都不提。所以尘肺病人的鉴定门槛实际上是提高了，职防所说你是，你就是；职防所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没法说理去。而且鉴定都被当地垄断了，一个大企业，很容易跟当地鉴定部门打交道，很容易产生问题。但跑到外地鉴定，法律上又不支持。

齐鲁晚报：所以一些患者就会觉得依靠鉴定根本无望？

张海超：是，有很多患者给我发过信息，对当地专家完全不信任，但他们偏偏又不能去别处鉴定，所以很多人最后就绝望了。

齐鲁晚报：那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张海超：需要增大现行法律的执法力度。比如说患者去申请职业病诊断，单位拒不提供相关材料，不提供材料的话，诊断机构就不受理。职业病防治法有规定，单位不提供，要求鉴定的人可以去安监部门投诉，一个月以内，安监部门必须给出答复，由安监部门督促用人单位交出材料，如果用人单位还拒不配合，安监部门可以出具用人单位拒不出具材料的函，给职业病诊断机构，让鉴定部门依据材料做出诊断，然后安监部门对企业做出处罚，要求整改。但很多安监部门去企业时，企业都不搭理他们。所以我觉得，有关部门不光是要完善立法，更重要的是执法。

“不要让尘肺病人

走极端才能引起关注”

齐鲁晚报：这4年帮人维权，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案例？

张海超：这种案子挺多的。印象最深的就是2011年12月我第一个代理的浙江省永康市黄福华的案子，他是贵州一个农民工，一些经历跟我很相似，农民工鉴定尘肺病过程中所能遇到的挫折，他几乎都遇到了。

齐鲁晚报：他都遇到了什么难题？

张海超：他在单位体检了，但单位和当地卫生院拒不告知体检结果，还有就是企业在黄福华去做诊断的时候，拒不提供材料。我去找黄福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起诉给他们体检的医院，因为医院隐瞒体检结果。后来的判决也是挺可笑，不伦不类的。二审判决说，这个医院有告知义务，但是医院把体检结果给弄丢了，无法告知。法院就说，不能判你们胜诉，因为我们让企业告知你们体检结果，但他们弄丢了，没法执行，因此法院只能驳回诉求。

齐鲁晚报：后来呢？

张海超：后来他遇到的问题就是绝大部分尘肺病患者都会遇到的了。诊断结果是二期尘肺特征，但无可靠性粉尘接触史，因为企业拒不提供材料，我就带他去相关部门讲道理，最后卫生监督所的人答应去他原单位检查，结果他们早就打扫好了，去就合格了。我说黄福华在这儿工作了好几年，都合格的话，他怎么会得这个病？后来黄被鉴定为二级尘肺病，鉴定之后，企业不服，又去申请鉴定，去省里面鉴定，我就去跟省里说，你们要是把结论推翻，我同样可以告你们。

从2011年12月一直打到2012年5月份，最终鉴定结果是二期尘肺病，但后来工伤认定企业在程序上能拖就拖，又开始行政复议，后来法院判了，可在赔偿时，又发现企业虽然买了工伤保险，但是没有足额买，给黄福华是按最低工资买的。当地社保局的说法是，只要企业给买了，是否买够了，我就不再监管了……

齐鲁晚报：真是每一步都一波三折。

张海超：我2011年年底去过1次，2012年去了6次，一共去了7次，律师又去了两次，这个事还没结束，估计还要再去。刚认识黄福华时，他住在5楼，噌噌噌就上去了，现在走路都费劲了，再拖人都拖死了。

齐鲁晚报：每个怀疑自己患上尘肺病的农民工想诊断和维权都这么难吗？

张海超：维权普遍是这种情况，官司没有终结以前，拿不到任何赔偿，一拖几年，有好多应该拿到钱的人也已经病危了。拿到赔偿的人也不好活，拿到几十万，医药费、生活费，到最后钱花完了，人也死了，人财两空、家破人亡。你说我算高额赔偿吧，但现在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再过几年，同样也是钱没了，人也没了。不管钱多钱少，最后都难逃人财两空的局面。

齐鲁晚报：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帮人维权？

张海超：我深知维权艰难，后来因为身体原因，我丧失了劳动能力，别的也做不了，自己知道维权的艰辛和疾病折磨的痛苦，还有带给家庭的压力，特别同情这个群体。再加上自己在尘肺病群体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就想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案子，一方面能帮助他们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群体，另一方面，也通过媒体的呼吁报道，推动中国的法制进程。

齐鲁晚报：感觉这4年来尘肺病人维权方面有进步吗？

张海超：工人尚未觉醒，公众却已麻木。

齐鲁晚报：怎么说？

张海超：因为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大家已经麻木了。开始觉得这些人真可怜，后来一看全国这么多呢，帮不过来了。我现在帮着患者维权，哪怕这个案子再有影响力、有代表性，如果这种事情特别多的话，媒体的作用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所以，现在靠媒体的关注解决这件事情不是根本、长久之计，还得通过政府和各方的努力。不要让尘肺病患者非要走上极端才能引起公众关注，我还是想让所有的尘肺病患者都有一个正常的、快捷的法律解决途径。

齐鲁晚报：也就是说，你还相信法律？

张海超：我对有关部门充满了不信任，但是现在我还是鼓励这些人走正常的法律途径，法律是值得信任的，但对某些执法人我是不信任的。(深度记者 朱洪蕾 张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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