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岁“新校长”：把消失的“人”找回来

原标题：把消失的“人”找回来

2010年，解放周末刊登了对复旦附中特级教师黄玉峰的专访《“人”是怎么不见的》，直指中国教育的弊端——只见分数不见“人”。

时隔6年，黄玉峰的身份变成了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校长。从发现问题到直面问题，把消失不见的“人”找回来，是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大课题。

在当校长的近一年时间里，他努力破解着这个中国式教育难题。他说：“我希望能为教育打造一个范例，做出一个新的样子来：学校可以这样办，书可以这样读，人可以这样培育。”

70岁当校长，这是老天让我做的一件事

71岁的黄玉峰是个不折不扣的新校长。

在70岁宣布当校长之前，黄玉峰在课堂上教了整整48年的语文，从来没有当过干部，“连语文教研室组长也没做过”。

这位新校长一上任，就做了几件与众不同的事。

他给即将入学的160名新生每人写了一封毛笔信，或工楷或行书，信中充满着对每个学生的期待和关爱。这花了他整整两个多星期的时间。

他亲自写下了《复旦五浦汇校礼三字经》：“旦复旦，光华被。五浦汇，灵秀集……五浦人，尊校礼。循规矩，懂道理。济天下，先律己。成功日，同欢喜……”900字的《校礼三字经》，如今每个学生都已背得滚瓜烂熟。

在立校典礼上，他从自己的私人积蓄中拿出近5万元，给每个教师职工发了一个红包。红包拿到手，老师们都非常震惊——一个校长自掏腰包给教师发红包，闻所未闻。

古稀之年走马上任的黄玉峰，就这样特立独行，信心满满。

解放周末：您当了48年的语文老师，一下子让您担任校长，您觉得有把握吗？

黄玉峰：去年春节过后，大概3月份的时候，复旦附中校长郑方贤来到我家，说起让我出任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的校长。我当时想也没想，一口就答应了。

我教了48年的书，一直有一种忧虑，现在教育界乱象丛生，问题很大，我曾经在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让我当校长的话，我一定要努力改变这种现状。当然这只是一个闪念，我从来没想过我真的会当上校长。

也曾经有一些我的学生从国外回来，他们有一定的抱负，想办一所学校。我们一起讨论过办学方案，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后都没有实现。

所以那一天，当郑校长跟我讲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词：“奉天承运”。这是老天要我做的一件事！不能说是“天降大任”，至少是“天降斯任”，否则，怎么会在我70岁的时候突然让我当校长？

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做出一个新的样子来，要用事实证明，学校可以这样办，书可以这样读，人可以这样培育。

解放周末：但是您毕竟没有一点当校长的经验。

黄玉峰：确实是这样。所以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列书单，一共买了1000多元有关办学做校长的书来读。加上我之前读过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厦大校长林文庆等人如何办学的书，深受启发。

读了这些书，我总结下来，办学要围绕两个字，一个是“礼”，一个是“情”。“礼”就是行为规范、行为准则。于是，我用了近3个月的时间，写了一本《校礼（草案）》，一共有8万多字，请领导批评，供教师讨论。这本《校礼》的内容，从传达室、后勤部门的规章制度，一直到教师怎么上课、考试有什么制度，乃至学生平时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定了严格的“礼”，确保每个部门、每个人都有明文规范。

然后，我想让大家记住立校典礼这个特别的日子，所以突发奇想，想发点红包给教职员工。但按规定不能发钱，于是我想：校长自己发钱总可以吧？于是就和夫人商量了下。我给每位老师写了一封信，信里除了红包，还放了我亲自写的大红贺帖。我这样做是想告诉大家，我不为别的，我就是为了把学校办好而来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情”，“情”就是从人心出发。

为了鼓劲，我把学校为我装修好的两室一厅住房，奖励给一位即将结婚的年轻教师住，自己住在10平方米的学生宿舍里。

今年过年，从大年初二到初七，我一共走访了8位年轻教师的家，最远的一家在启东。那位老师今年刚刚从清华大学毕业。听说校长去他家，他的长辈、亲戚朋友都来了，一家人特别开心。我这样做，是想让这些年轻教师心安，让他们安心在这里做事业。

我觉得搞好教育的根本就在于“礼”和“情”，在这两点上我首先要以身作则。

怎么走着走着就忘了最初的目的

2008年的一天清晨，复旦附中校园里照例举行每天的升旗仪式，黄玉峰站在台前，看到下面学生黑压压的一片。一刹那间，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在精神上、在人格上都站起来了？他们是不是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

后来，他在复旦大学作了题为《“人”是怎么不见的》的演讲，反思了中国教育存在的束缚学生的五条“绳索”：功利主义、专制主义、训练主义、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在这些“绳索”的重重捆绑下，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冷冰冰的分数。

多年之后，“人”依然不见。

在致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全校师生、家长的一封信中，黄玉峰这样写道：“玉峰从教四十八载，深知当今教育之弊端，诚欲有所作为。昔曾以一介书生，呼号实践，乃稍有因果。惟恨孽海深广，而精卫衔石，力薄势单也。今以古稀之龄长校青浦，得与同志诸君，辟教坛之新圃，开改良之筚路……”

解放周末：2008年的时候，您作了题为《“人”是怎么不见的》演讲，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很多年过去了，您当年提出的教育问题似乎并未改观，反而愈演愈烈。

黄玉峰：纪伯伦说：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忘了我们最初为什么出发。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让人得到和谐的发展，让人的一生活得开心、幸福、健康。而现在，我们的价值观出了很大的问题，比如，提倡“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只是为了将来找到一个好工作；指望孩子能考上北大清华，考上常春藤大学，只是为了将来能赚更多的钱。我们把最初的目的给忘记了。

一个母亲在生孩子之前，她最希望的是什么？相信大多数母亲会说，我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幸福；而不会说，我希望孩子能找个好工作，赚大钱。也就是说，你的初衷是希望他健康幸福，但走着走着，怎么就忘了最初的目的呢？

教育是为了人的完善。孔子讲得好：“古之学者为己”，教育是成己之学，读书是为了成就自己。每个人不管将来从事什么行业，都要有幸福感，这就是教育的最终目的。教育的本质是充实生命的过程，教育是为学生打好“做人”的底子。

然而，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的孩子学习成绩很好，可他对其他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他长大以后，恋爱、婚姻成了问题，和父母以及周围人的关系很紧张，工作也总是换来换去，这样的人幸福吗？

解放周末：要把消失的“人”找回来，是一件易说不易做的事，您觉得应该从哪里入手？

黄玉峰：我不是一个理论家，但我有48年的教育实践经验。我认为，要找回“人”，最根本的就是要把人的培养当成学校唯一的目的。在实践中我深深感到，目的首先要明确，目的不明确的话，什么也谈不上。我们始终不能偏离这个目的，因为有很多诱惑会让你偏离航向。比如有人会说，你们学校的学生考试成绩不怎么样，你还搞什么教育改革？我们必须要顶住压力。

比如，我们开办诗社教孩子们写诗。写诗确实与考试无关，但会写诗的孩子和不会写诗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对一个人来说，会写诗就多了一种修养。还比如，孩子们到敬老院去帮助老人。这考试时也用不上，但对孩子的心灵成长有好处。如果我们光为了分数把别的都抛弃了，那么对他们的成长极为不利。相反，人的素养提高了以后，对学习有了兴趣，有了一种使命感，有了理想，他的考试分数自然也不会很差。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呢？身体健康，性格旷达，为人友善，温良恭俭让，谦谦君子。这样的人，不管他成绩好坏，他一定是幸福的。

解放周末：在实践过程中，您认为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黄玉峰：关键还是观念问题。如果社会普遍的观念没有改变，一个改革者要进行这样的教育改革是有很大阻力的。比如，社会上的人因为从众心理，都认为刷题有用，都觉得要做“学霸”“牛娃”，那么一所学校要有所作为就很难。

我们也遇到过家长的质疑。有的家长就问：别的学校作业要做到晚上10点、11点，你们怎么8点作业就做完了？我说：学生们晚上多一些时间，捧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看，不是很好吗？好在，现在理解我们这种教育观念的人越来越多，家长对我们越来越信任，渐渐也就不再提出这样的问题了。

为德育而德育，反而把德育僵化了

2015年9月28日，“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举行了立校典礼，这一天是孔子诞辰2566周年纪念日。

“呜呼，教育之颓亦已久矣。五浦之兴，如清风来，如春雷响。惟师生一德，家校同心。筚路蓝缕，开启新程……”黄玉峰为开校典礼所作的《五浦庠序赋》，洋洋千字，掷地有声。

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成了黄玉峰实施教育理念的基地，他决意将自己接下来的人生，都奉献给这所学校的孩子们。

每个周一早上5时半，他从市区出发去青浦的学校，直到周五下午5时半孩子们都放学后才回市区家里。平时，他黎明即起，和孩子们一起上晨会课、出操，然后去班里听课。一天三顿饭都和学生吃在一起。每天晚上，他到学生宿舍或教师办公室转一圈，才放心地回宿舍休息。

他丝毫不觉老之将至，反而有一种刘禹锡所说的“秋日胜春朝”之感。

他想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教育改革中，闯出一条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路子来。

解放周末：您立志“做出一番新的样子来”，请问您的这所学校“新”在哪里？

黄玉峰：我们在课程设置上首先追求突破，和别的学校有所不同。我们在课外为学生们开设了一些讲座。比如“养正讲堂”，请来各路专家学者上课，意在“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走近先贤”，讲授孔子、孟子等古今中外先贤的故事，让孩子们亲近大师，神交古人；“汉字文化”，由我来授课，通过一笔一画讲解汉字的历史，挖掘蕴含深厚的中华文化；“科学讲堂”，则请来天文、地理、生物、军事等理科方面专家来给学生授课，拓宽知识面。

带孩子们“走出去”，也是我一贯坚持的。到淀山湖畔吹吹风，到青浦图书馆听讲座，到崧泽文化遗址寻找自己的先人，到嘉定秋霞圃踏青，到汽车城看看汽车的发展史，用古代的方式隆重祭祖……边走边聊中，孩子们好像一下子长大了，懂事了。

解放周末：这些课程都是紧紧围绕着培养人而展开的。

黄玉峰：最近我在想，数学也好物理也好，都应该渗透德育，我甚至认为，德育课应该取消。取消并不是因为不重视德育，恰恰相反，而应该把德育尤其传统文化教育渗透到各个学科中去。因为光是上德育课，“为德育而德育”，往往会成为说教，反而把德育僵化了。

比如，数学讲到几何学，可以提一提让我们上海人骄傲的先贤徐光启；物理课上讲光学，不妨谈谈墨子，因为在《墨经》里详细记载了小孔成像的现象。德育教育，不需要刻意着力，处处皆有可为。

解放周末：学生毕竟还是要考试，面对分数这个“紧箍咒”，您又是如何破解的？

黄玉峰：确实，考试有比较强制的答案，一些学校和老师就通过反复刷题、反复训练，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我们的措施是，提高自主性，提高兴趣，尽量在考试中出一些开放式的题目，而不出“死”的题目。

比如，如今语文试卷中的阅读理解部分，经常让学生分析这篇文章好在哪里、为什么好。其实，这些问题在我看来根本没有标准答案。因此，我们的语文考试一律不考这些。我们自己出题目。比如，我们这次期末考试有一道题是这样的：请给一段没有标点的文言文加上标点符号。这种题目比较实在，能真正考出学生的阅读能力，有利于学生语文水平的提高。我们也许不能改变别人，那么先改变自己，自己先做起来。

只有爱教育、爱学生，才会想方设法解决问题

要把“人”找回来，要把“人生教育”真正写在学校的旗帜上，关键在于老师。

黄玉峰深知这一点。在他的心目中，“教师即教材”。教师的人格，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教材的生动体现。

他自己当语文老师的时候，被称为“语文的叛徒”。因为他上课常常“上天入地”“东拉西扯”，不让学生做毫无益处的“知识点操练”，却指导学生办杂志、出文集、吟诗歌、练书法、学篆刻、演戏剧等等；一次，他的公开课只讲了5分钟，剩下的时间留给学生们自己阅读，让听课的老师面面相觑。

他使出了十八般武艺，为的是让学生走出“应试”的樊笼。他说，唯有如此，在老师的眼里，才能看见一个个学生，而不是一个个分数。

解放周末：您几乎每天都去听课，主要听些什么？

黄玉峰：我随时随地都会去听课，不仅语文课，还听数学课、英语课，然后给教师们提建议。我每次听课的时候，不是坐在课堂的后面，正对着老师；而是坐在前面，正对着学生。我在观察学生，看哪个学生对老师讲的东西没有反应，看哪个学生不做笔记，我课后就去了解一下。

听下来，我觉得新老师存在的普遍问题，就是只顾自己上课赶进度。在老师的眼里，应该看见的是人，是学生。千万不要只顾着赶，而不去关注学生。须知一切教，都是为了学。

解放周末：在您的心目中，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

黄玉峰：有句话叫“教师即教材”，教师本身就是最好的教材。要把学生培养成“人”，教师自己应该首先是个有独立人格的“人”，而不是只会唯“教纲”是从的教学机器。

好老师要有自己的魅力，魅力是指人品和学问。你的人品怎么样，你是在追求分数、是在追求让校长表扬你，还是一心一意为了教好学生，孩子们都看在眼里。同时，学识丰富，知识面广，一专多能，这也是好老师的基本素质。

好老师还要真正爱教育、爱学生。因为只有爱教育、爱学生，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才会想方设法地去解决。如今很多人都怀有比较强的功利心，但是，作为一个好老师，你还是可以创造良好的小环境的——毕竟教室门一关，三尺讲台上你是起主导作用的，直接影响学生的是老师。

解放周末：从特级教师到新校长，您觉得自己更适合当老师还是当校长？

黄玉峰：孔子有句话叫“君子不器”，我觉得自己当老师和当校长都是合适的。但是我更愿意当校长，因为可以影响更多的老师，进而影响更多的学生。

人物小传

黄玉峰

1946年生于浙江绍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1967年开始任中学语文教师。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上海写作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生导师。2015年，出任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