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史绍熙老校长请教“世界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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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汽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里的史绍熙塑像 (资料图片)
今年是“中国内燃机之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天津大学老校长史绍熙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天大北洋园校区将树起一座他的全身雕像,天大北洋教育发展基金会将设立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技教育基金,社会各界人士也开展了诸多纪念活动。
1991年,我通过考试被国家公派到英国威尔士大学斯旺西(现斯旺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我翻阅斯旺西大学的入学手册,十分惊喜地在“荣誉成员”一栏中发现了老校长的名字。老校长曾受聘为斯旺西大学研究员,正是在他的积极推动下,该校与我国教育部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中国高校每年有3名学生到该校留学深造,并且减免学费。我是第三批派出的3人中的一员。
这一荣誉只有该校作出了世界性贡献的校友才有权享有。
我1978年从插队的江苏大丰县考入天津大学机械系,史绍熙先生是系主任,是大学生非常崇拜的名教授。1982年,我毕业留校,毕业证上是史绍熙先生的印鉴。我没有想到,30余年后,我会在他曾经奋斗过的岗位上,以他为榜样,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天津大学,与全校师生一起,不忘初心,共同前行。
振兴中华梦
江苏常州人都知道当地有“两个史绍熙”。老校长原名史绍华,其孪生兄长名为史绍熙。兄弟俩聪颖好学,读小学时是班里的前两名。因家中经济困难,只有一人可以升入中学。绍华考上了宜兴中学,又用哥哥史绍熙的文凭报考了江苏省名校无锡中学,从此即改名绍熙,与兄同名。“两个史绍熙”,一南一北,一位长期在常州中学担任校长,成为我国著名的中等教育专家;一位在天津大学担任校长,成为著名的科学家。多年来,兄弟二人分处南北,却都怀着报国志,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祖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传为佳话。
1935年,老校长考取了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机械工程系,开始了“建设为同胞,实地把中华改造”的绚丽人生。1949年,老校长在曼彻斯特大学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内燃机领域的博士学位获得者。随后,他在英国威尔士斯旺西大学任研究员,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斯旺西大学的教授曾劝说他加入英国国籍,曼彻斯特大学的教授亦推荐他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然而,他不为所动,新中国的成立让他备受鼓舞。他毅然辞去了英国的职务,几经周折,终于1951年返回祖国,到天津大学任教授。
正是受到老校长的精神感召,我在斯旺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一时间返回天津大学,把所学所得奉献给国家。
老校长刚回国时,新中国的内燃机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高校中也没有内燃机专业。然而内燃机却是国民经济与国防部门广泛应用的动力机械。他回国后第二年便在天津大学建立了内燃机专业,亲任内燃机教研室主任,并讲授热工学、气体动力学、燃烧学、内燃机设计等课程。他主持翻译了我国高等学校通用的第一套苏联内燃机教材及其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并建立了内燃机实验室。我国内燃机及燃烧学学科由此肇始。1956年,老校长被选任为我国首批研究生导师,开始招收研究生。这也是首次由我国专家自行培养内燃机高级人才。
老校长在柴油机燃烧学设计理论方面发明了复合式燃烧过程,这是我国第一个具有独创性的燃烧系统,适应了我国工艺水平和实际应用的需要。他还主持设计并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自由活塞压气机,并且是我国高速柴油机的开创者。
1977年8月,邓小平召开了全国科教座谈会,共邀请了33位研究员、教授代表,老校长是教授代表之一。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他在主席台就座。
世界一流志
1985年10月2日,时任天津大学校长的史绍熙先生在建校90周年校庆大会上意气风发地发表讲话,“我们要争取到本世纪末,把我校建设成为第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当时作为机械系教师的我在现场聆听时,内心非常激动。
2015年11月,国务院下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以政府名义正式提出我国大学、学科要在一定时间内进入世界一流前列的宏伟目标。
如今,作为天津大学的校长,我经常会遇到关于“世界一流”的“拷问”,我也在时时“拷问”自己。在奔向一流的道路上,老校长的追求和建树,值得我们借鉴。
拥有好的学风,是办好一流大学的重要精神要素。上世纪80年代学校正处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拨乱反正之时。老校长针对学校纪律松弛的情况,提出了“双严”治校的方针,要求教师治学要严谨,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要严格要求。1982年4月,他倡导并主持制定了天津大学《贯彻严谨治学,严格教学要求的意见》,对于教师执教、学生学习和校系教学管理提出了一系列严格要求,这对学校加强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后,天津大学多年来一直坚持贯彻“双严”方针,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为祖国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与现实印证:越是科类众多的综合性大学,吸纳新学科、适应知识类型变化的能力越强,接受变化的范围越大。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刚刚起步之时,老校长就认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把一批重点大学办成综合性大学,既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性反映,也是客观要求。”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标榜“以俄为师,重工轻文”的高教界开风气之先。
1983年,由史绍熙校长主持制定的《天津大学1984至1990年发展规划》,就把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的办学思想写入其中,提出把“天津大学办成具有工科、理科、文科和管理学科的综合性高等学校;在若干学科领域形成自己的特色,使之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在国际享有声誉的高等学校。”
在他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天津大学在大力发展工科各学系之外,陆续建立起数学、物理、化学、力学等理科学系,外语、人文与社会科学等文科学系,并将管理工学系发展为管理学院,使天津大学从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迅速向以工为主,理、文、管学科综合发展转型。
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今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杨叔子对此印象深刻。他说,史校长“已经注意到人文环境对于学生教育的重要性,这是很富有远见的”。
与综合性办学思想相呼应的是高层次拔尖人才发展战略。史绍熙校长认为,“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应肩负起为国家培养高层次拔尖人才的历史使命,重点大学应该有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
在担任副校长时,他就开始着手恢复因“文革”而中断的研究生招收和培养工作。1981年,国家正式恢复了学位制度,天津大学在全国第一批被授予9个博士点、34个硕士点,批准博士生导师9名,老校长就是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1984年12月18日,天津大学研究生院成立,老校长号召集中学校优势办研究生院,培养高层次人才。研究生教育的恢复,为天津大学之后向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学师者心
大学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老校长将人生比作地球,认为“专业素质是经线”,主张学生在专业素质方面要如同经线那样沿着既定目标向纵深发展,系统掌握科学知识,奠定扎实的专业基础,为将来报效祖国、立足社会、服务人民做好准备;而“道德素质是纬线”,强调学生必须要具有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品德,时时刻刻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事不避难,勇于担当。
老校长按照这样的理念培养学生,自己更是做到率先垂范。为了国家的科技和教育事业,他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早上四点多钟便起床工作,从无节假日。他在出差的汽车上、火车上、飞机上都在阅读资料、思考问题,连在理发馆等候理发时,也在看资料。他的资料手提包随时都带在身边,到医院去住院时,首先准备的是带什么资料。
2000年4月份,84岁的老校长动了大手术。当时任天津市教委副主任的我去医院看望他。老校长脸色苍白,可是精神很好,很高兴地和我聊着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我注意到他病床边的小茶几上堆着好几本论文。
原来,此时他培养着7名博士生,其中2位要在6月份进行毕业论文答辩。老校长坚持5月中旬就出院。由于伤口尚未长好,他在家中一只手按住疼痛的伤口,一只手修改研究生论文。2位博士生顺利地通过答辩,老校长很高兴,却精疲力尽地连说话都困难了。
香港理工大学于2000年9月18日召开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国内著名大学有名望的教授作学术报告。由于重病在身,老校长的论文尚未完成。开会在即,理工大学来函敦请赴会。老校长已自知不可能赴会,但他仍要坚守信义,必须把论文寄去。那时,他已是再次入院抢救了。清晨,老校长悄悄起身,伏案写论文。医生查房时发现他的输液管内充满红色。原来由于他起身写作,引起了血液倒流,医生们见状,感动得眼圈都红了。论文终于在8月末寄出了。此时离老校长辞世只有15天。他还对国外来的E-mail进行了回复,这也是他辞世前完成的最后一项工作。此后的几天,他一直静静地安详地躺着,不知在想着什么。
老校长辞世时,他的电脑里和书桌上还放着一批未能回复的E-mail和信件。他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他一生热爱的事业永远地去了。
史绍熙校长已经离开我们16年了。此刻,我想告诉在天堂的老校长,我们正在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努力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卓越人才,争取早日建成一批世界一流的学科,早日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李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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