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交大校长徐飞：“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大交通”

交通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核心话题，在当代“一带一路”战略大背景下，交通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极大拓展，已然演进成为“大交通”。大交通之大，不仅体现为位移和技术层面上陆海空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还体现为经济和产业层面上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化、城市化的有机融合，更体现为文化和文明层面上旨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交流沟通和交融汇通。

一、物理和技术层面的“大交通”：陆海空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连接亚、非、欧的商业贸易通道，包括西汉张骞“凿空西域”的官方通道“沙漠丝绸之路”，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西安经成都再到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以及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直至非洲东海岸的“海上丝绸之路”。

两千多年来，张骞两使西域，郑和七下西洋，玄奘西行印度五万里译出佛典75部，马可波罗游历中国17年写下《马可?波罗行纪》。东西方的先民们，驾着骆驼马匹，乘着木船风帆，穿过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越过雪域冰山帕米尔高原，驶过浩瀚无边的印度洋，突破了大漠戈壁、高原雪山和大海汪洋的地理界限，打通了联通欧亚的丝绸之路，开辟了连接东南亚、印度次大陆以及南太平洋的海上丝路，开启了东西方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和文明融合的通衢大道，促进了沿线各国的物产流通、技术交流、人民往来和文化传播，拉近了沿线各国在地理空间、物理空间和制度空间上的距离，形成了一个跨越亚、非、欧的区域联系体。

今天，随着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一批交通基础设施重点通道和关键节点建设已经取得突破并初见成效。在中国-东盟方向，已形成连接中国与东盟的两对铁路口岸（凭祥-同登，河口-老街），基本建成或规划建设的高速公路通道有８条；在中国-欧洲方向，铁路连接通道主要有两条：第一欧亚大陆桥和第二欧亚大陆桥，两条大陆桥分别通过中国的二连浩特、满洲里、阿拉山口、霍尔果斯等口岸到达欧洲；在中国-中西亚方向，中国已与中亚国家形成了北中南三大陆路运输通道，包括6条跨境公路、2条铁路、1条管道，并开通了8个边境口岸。

统计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9个国家与中国实现了铁路联通，28个国家与中国实现了空路联通，58个国家与中国实现了海路联通。其中，海路、铁路、空路“三通”的国家有4个；仅海路、空路“两通”的国家有21个，仅海路、铁路“两通”的国家有4个，仅铁路、空路“两通”的国家有1个；仅海路“一通”的国家有29个，仅空路“一通”的国家有2个。另外还有2个国家与中国既无直航城市，也未实现海路、铁路相通。

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已经具备初步条件，但仍处在起步阶段。概言之，海路联通比例最高，空路联通比例次之，铁路联通比例最低。当前，随着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加快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转移，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加快向发展中国家延伸，将对“一带一路”国际贸易运输体系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国际贸易运输重心将从传统以海运为主，转向具有海、铁、空、公、管（道）等立体综合运输体系及依靠多种运输方式的协调互动发展。

国家交通运输部已规划了中-老-泰、中-蒙、中-俄、中-巴、中-吉-乌、中-哈、中-塔-阿-伊、中-印、中-越等九大“一带一路”交通重点项目。中国铁路总公司将蓉欧班列、郑欧班列、渝新欧班列、夏蓉欧班列等赴欧班列进行整合，统一使用“中欧班列”品牌，已覆盖12个欧洲城市，铺划线路39条，目前已累计开行1700列以上。中国民航与“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签订了双边航空运输协定，近期通航国家将达43个。中国海运规划启动了马六甲海峡通道（马来西亚）、印度洋陆海通道（缅甸）、南印度洋通道（斯里兰卡）以及南太平洋、地中海、波罗的海等战略支点建设。近十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网络初步成型，基本构建起了对内连接运输大通道、对外辐射全球的丝路走廊。

2015年各省市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共计114项，投资总规模达1.04万亿元。项目分布主要以“铁公机”为主，占到全部投资的68.8%，其中，铁路投资近5000亿元占据半壁江山，公路投资1235亿元，机场建设投资1167亿元。沿线国家铁、公、海、航、管（道）多种运输方式的互联互通，将打通“一带一路”的血脉经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插上腾飞的翅膀。

二、经济和产业层面的“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化、城市化的有机融合

“一带一路”涵盖东亚、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和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庞大的经济总量和稠密人口背后，则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的严重滞后。根据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发布的《工业化蓝皮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报告》，在“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按照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时期划分，大体呈现出“1+14+16+32+2”的“倒梯形”结构。

以东南亚的新加坡和南亚的尼泊尔为例，从人均GDp看，新加坡为58523美元，尼泊尔为1345美元；从第一产业占比看，新加坡为0.03%，尼泊尔为34.3%；从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部门增加值比重看，新加坡为74.6%，尼泊尔为12.8%；从第一产业就业比看，新加坡为1%，尼泊尔为66.5%；从人口城镇化率看，新加坡为100%，尼泊尔为18.2%。总体来讲，沿线国家处于不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环境、资源优势以及社会风俗差异较大。

当前，中国正抓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道，积极规划建设中巴、孟中印缅、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6大“经济走廊”，以及印度洋、南太平洋、波罗的海等多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无论是经济走廊或者战略支点的建设，其物理结构是由铁路、公路、航线以及车站、货站、机场、港口、码头、海关、口岸等交通基础设施构成。

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将大大加速人流、物流、能流和资金流流动，扩大沿线国国内外物流吞吐能力，促进进出口贸易，增强市场活力，增大对国内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从而促进当地产业发展。进一步，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还能有效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的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为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提供动力，带动沿线国国内更多产业不断向国际拓展，参与国际竞争，给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大的增长空间和发展潜力。

在传统的对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主要采用单一的基础设施建设方式。实践表明，此方式并不符合沿线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水平。以坦赞铁路为例，全长1860.5公里的坦赞铁路曾是中国最大援外成套项目，也是援非“金字招牌”。但是，目前的坦赞铁路出现维保不力、管理混乱、事故频发、长期亏损等一系列问题，已经处在瘫痪边缘。坦赞铁路的运营失败，从某种程度上暴露了单纯基础设施建设方式的重大弊端。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中国应当充分借鉴城市建设中的TOD模式，该模式的核心是用“交通引导发展”(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基于TOD的理念，将TOD模式进一步拓展为“交通+”的集成模式，这种模式通过交通先行、整体打包，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推动工业化、城市（镇）化建设有机融合。为精准实施“交通+”集成模式，需要对交通以及基于交通的工业集群和城市群进行细分。

按照交通分类，有铁路、公路、航空、海运、管道等形式；按照工业集群分类，有专业化产业园区、综合产业园区，以及临港工业园、临空工业园、临铁路枢纽工业园、高铁沿线产业带等形式；按照城市群分类，有都市圈、区域性城市群、国家级城市群等形式。根据交通、工业、城市三个维度，可得到“交通+”集成模式的基本操作形式。一是“交通+工业”，基本操作形式组合为：交通+专业化产业园区、交通+综合产业园区、交通+临港工业园、交通+临空工业园、交通+临铁路枢纽工业园、交通+沿高铁产业带；二是“交通+城市”，基本操作形式组合为：交通+都市圈、交通+区域性城市群、交通+国家级城市群；三是“交通+工业+城市”，基本操作形式组合为：交通+综合产业园区+都市圈、交通+综合产业园区+区域性城市群、交通+临空工业园+沿高铁产业带+国家级城市群等。

值得指出的是，铁路尤其是高铁不仅是交通线，还是经济线、旅游线、民生线，对地方来讲更是生命线。一条高铁背后就是一个产业规划，几条高铁则意味着区域经济版图的重构和城镇化的勃兴。高铁将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产业化和工业化，让当地人看到经济振兴的希望，对那些生活在亚洲脊柱地带各条纵横交错道路的国家尤其如此。

同时，以高铁为纽带、以站点城市为基点形成的城市群，或将是新型城镇化的理想模式。与中国类似，“一带一路”各国内陆经济与沿海经济不平衡，贫困人口和落后地区主要集中在内陆区域。铁路深入内陆腹地、扮演经济发展大动脉的内在特征，决定了在发展内陆经济中的绝对地位和不可替代作用，由此助推内陆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从而在加快整合周边区域产业和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同时，加速推进沿线城镇化建设进程。

在一带一路沿线推行“交通+”的集成模式时，可借鉴中国具有典型意义的经济特区建设模式（深圳、厦门），城市群建设模式（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以及国家级新区建设模式（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重庆两江）等成功的工业化、城市化建设模式。同时，紧密结合沿线国家城镇人口结构、城市规模结构、城市群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产业空间布局等因素，充分发挥中国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不断升级过程中积累的规划、技术、资金、人力、运营管理等优势，帮助沿线国家和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化、城市化紧密融合，在沿线布局相关产业，兴建相关配套措施，从而支撑沿线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在当前全球经济处于低需求、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的背景下，依托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采用交通与工业化、城市化融合的“交通+”集成模式，打造中国式的整体开发2.0版，树立具有示范性的“一带一路”海外项目品牌，促进沿线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建设，服务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而更好地发挥中国优势，彰显中国特色。

三、文化和文明层面的“大交通”：交流沟通、交融汇通，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自古以来，人类文明随着道路的延伸而传播和发展，各个民族由于道路的联通而理解和亲近。两千年前的古丝绸之路，跨越千山万水，将亚、欧、非大陆和海上众多文明体系连接起来，促进了文明的交流沟通、交融汇通，形成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辉煌篇章。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根植中国传统的“和”文化，以广泛的包容性和普惠性，激活贯穿千百年来的丝路精神，承载着沿线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景，支持推动各地区和民族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共商大计，共同发展，共享繁荣，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共同增进全人类的福祉，进而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推崇的是“厚德载物”“天下为公”以及“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参赞化育”“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奉行的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守常明变”“知行合一”“执两用中”的方法论；倡导的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仁者爱人”“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的信念，追求的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交通成和”的境界；秉持的是“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有容乃大”“天下一家”的原则；强调的是“和而不同”的多元并存和相互包容，旨在建成“万邦和谐”“万国咸宁”“太平和合”“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世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历史文化不同，宗教信仰各异，政治体制多样，地缘政治复杂，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因此，更需要通过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交流沟通以达到交融汇通。中国政府通过高级别交流对话机制和高层磋商机制，致力于推动与有关国家和地区深入开展人文交流与合作。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在国际交往中多次强调密切中外人民往来、厚植友好民意基础的重要性，并大力倡导丝路精神和伙伴精神。在刚刚闭幕的杭州G20峰会上，习主席以大国领袖的远见卓识和开阔胸怀强调指出：“伙伴精神是G20最宝贵的财富，也是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选择。”杭州峰会“五点共识”不仅高度契合峰会主题，更与习近平主席在开幕致辞中提出的“五点主张”高度契合，蕴含着固本培元、合作共赢的中国智慧，吹响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集结号和冲锋号。

教育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今年7月，教育部发布《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强调教育为国家富强、民族繁荣、人民幸福之本，提出“育人为本、人文先行，政府引导、民间主体，共商共建、开放合作，和谐包容、互利共赢”的32字原则，发出了共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的号召。加强沿线国家教育交流合作，特别是高等教育合作，理当成为共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高校已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高校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人文交流机制，比如中俄大学校长峰会、中埃大学校长论坛、中以大学校长论坛、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等。

另一方面，国内高校与沿线各国高校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境外合作办学机制。比如：厦门大学成立马来西亚分校，北京交大建立中俄交通学院，苏州大学成立老挝苏州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正在加紧推进共建印度铁道大学和筹建埃塞俄比亚铁道研究院等。在引进来方面，仅以深圳地区为例，莫斯科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已在深圳开展合作办学。可以说，高等教育合作在促进中华文明和沿线区域其他文明对话交流，促进沿线各国人民相亲相知、民心互通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教育特色鲜明、资源丰富、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巨大。中国大学应当秉持“包容发展”理念，积极对接沿线各国大学，互鉴先进教育经验，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全面推动高等教育提速发展。我们要致力于教育互联互通合作。进一步加强与沿线国家高等学校的合作与交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务实合作；依托自身学科优势，联合沿线相关院校共同筹建产学研用结合的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积极筹建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与沿线国家院校合作开展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研究。

同时，致力于人才培养培训合作。面向国内，培养既懂工程又懂管理，既懂语言又懂商务，既懂法务又懂文化的复合型高级人才；面向沿线国家，加大引入来华留学生力度，提升留学人才培养质量；配合国内高铁、核电、通信等行业企业走出去，在沿线国家探索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举办多层次的专业培训，在急需的专业领域联合培养学生。

通过高等教育合作交流，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沟通和交融汇通，是大学的责任、担当和使命。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共同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和服务共建“一带一路”能力，为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独特贡献。 （本文为2016年9月9日西南交通大学徐飞校长在“2016全球大学校长高峰论坛”上的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