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裔女作家张彤禾：漂的感觉未必不好

张彤禾（LeslieT. Chang）美籍华裔女作家。曾作为《华尔街日报》记者在中国生活过10年，著有《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如今，她和丈夫彼得 海斯勒（中文名何伟，著有《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和两个双胞胎女儿定居于埃及开罗。（图/任玉明）

东莞厚街，鞋厂的女工正在赶制出口的女鞋（图/方迎忠）

原标题：张彤禾：谁要一个简单的生活啊？

在关于全球化的辩论中，缺失的却是这些工人自己的声音。中国工人并不是一个零件，他们不是因为要为我们生产ipod才被迫进入工厂的，他们选择背井离乡，是为了挣钱、学习新的技能，以及看看这个世界

我很难描述你这本书里的一个矛盾，你在里面是一个左翼的形象，得出的却是一个右翼的结论， 当万圣书园老板刘苏里第二次向张彤禾表达自己的看法时，张第二次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这是4月9日晚上，北京单向街书店，美籍华裔作家张彤禾从开罗飞到北京（ 何伟在家带孩子 ，她对出版社一位工作人员说），参加《打工女孩》（Factory Girls）中文版的读者交流活动。

张彤禾1993年开始为《华尔街日报》工作，辗转香港、台北、北京，当了十多年驻华记者，《打工女孩》是她花了两年多时间追踪东莞打工者后完成的第一本书。吕清敏和伍春明是书中的两个女主人公，她们是张彤禾想写的具有典型流动人口背景的年轻女性：出身于贫困农村，没上过大学甚至高中，十几岁就来到了城市。

199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经济起飞，成了新的 世界工厂 。张彤禾见证了这一切，并专注于报道 中国社会经济的变革如何改变了体制与个人 。当时她曾就职的《华尔街日报》已经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工厂条件恶劣的稿子，但她对事情的另一面更感兴趣：对一个16岁就出去打工的农村女孩来说，来到陌生的城市，到流水线上工作，头一次挣到钱，爱跟谁相处就跟谁相处，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你跟家庭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你的友谊会发生什么变化？你的世界观会怎么转变？

在2012年的TED大会上，张彤禾做了一个 倾听中国工人声音 的演讲。她说，我们这些受益于全球化的西方人常常为此感到内疚：那些在流水线上缝制耐克鞋的中国女工一小时还赚不了一美元，而那个加班组装ipad的中国小伙子因为不堪重负选择了跳楼 全球资本主义对于廉价劳动力的追逐造成了这些压榨，而每一个消费这些产品的人被背负原罪，但是

在关于全球化的辩论中，缺失的却是这些工人自己的声音。 张彤禾说， 中国工人并不是一个零件，他们不是因为要为我们生产ipod才被迫进入工厂的，他们选择背井离乡，是为了挣钱、学习新的技能，以及看看这个世界。

张彤禾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工业造成了工人与他们制造的产品相分离，流水线上的工人对整体产品缺乏理解、缺乏热情，也缺乏控制，最终让他们自己也成了一件产品。 可是他错了。工人们用他们挣的钱去做了什么，他/她在那里学到了什么技能，以及他/她如何被改变，这才是重要的。

至此，人们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刘苏里提出的那个疑问：为什么张彤禾以一种左翼的姿态（ 倾听工人的声音 ）得出了右翼的结论：资本主义全球化实际上带给了这些工人改善自己境遇的机会。

这是一个多少有点化约的概括。虽然基调上颇为乐观，但《打工女孩》呈现了更复杂的现实，比如打工者的困顿和迷茫、羞辱和抗争，比如，在东莞无数的工厂和流水线上， 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人失去联系 ，当然，还有这座城市本身。

对于外面的世界，东莞仿佛是隐形的。张彤禾在北京的朋友大多曾路过这里，但所记得的只是无穷无尽的工厂和妓女。在张彤禾笔下，这里成了中国的一个隐喻， 似乎铆足了劲要把中国最极端的一切都表现出来。拜金、环境破坏、腐败、拥堵、污染、噪音、卖淫、不良驾驶、鼠目寸光、压力巨大、拼死拼活、杂乱无序：如果你能受得了这儿，那到哪儿你都能受得了。

在先说了一句 对不住 后，张彤禾对刘苏里的疑问做出了自己的回应： 我对这些知识分子的讨论，有时候没有太多耐性，因为你到最底层去看事实，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们不用花那么多时间来说这个事情是左还是右，帮政府说话还是攻击政府，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些东西有人可以谈，但别的东西我觉得更有意思。

2007年，在中国住了10年后，张彤禾与丈夫何伟（peter Hessler）各自带着一大堆调研材料回到美国，他们选择住在科罗拉多州。 一个很小的镇上，我在一个房间里写东莞，他在另一个房间里写丽水。 何伟完成的那本书就是《寻路中国》。

张彤禾与何伟都瞄准了中国版本的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并且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故事，不同处在于，对于这种 无限制的资本主义模式 ，张彤禾看到的更多是它对个人行为的积极影响， 打工女孩的命运转折点永远是她向老板发难的时候。那一刻她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从人群中脱颖而出，迫使这个世界将她视为独立的个体。 而何伟则有更多的保留。他把中国的城市化与19世纪美国大发展时期相比，当美国的新型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然而，中国的新型城镇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却很少有社会组织现身此地。 没有私人报纸，没有独立的劳工联合会，宗教也许会在个人层面得到繁荣，可在组织层面上却相当弱小。

许多人问张彤禾为何在书中较少涉及政治，她解释说，在调研中，她放弃了新闻采编的程式技巧，不再写一堆问题逐个问过去， 我发现最好的方法就是跟她们度过一天 ， 我只是对打工女孩们愿意谈到的话题做出反应。而有关政府的话题从来都不会提起，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你知道她真正介意的是什么。

可是这样的做法也隐藏着风险：如果 不谈政治 也是一种政治的话，那你就必须考虑，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内化了这种 政治 以及他们无力改变的社会现实。

这或许正是刘苏里这样的知识分子希望揭示的话题，但却未必是张彤禾们的兴趣，怎么说，他们也只是一个外国的观察者，他们可能有自己的希望和祝愿，但改变却需要我们自己来负责。

那场交流活动进行到最后，有一位农村出身、毕业后要从事劳工工作的学生说： 您（张彤禾）可能看到的是绝对意义上的改善，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思考者来讲，他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足够）合理。 如果大家愿意做这个事情，希望我们一起来努力。